今年要不要设GDP目标？不确定性导致增长目标难以实现

当全社会都在关注今年经济增速目标的时候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、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在近日出席经济日报-中国经济网举办的网上视频座谈会时提出，鉴于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，建议今年不再设定GDP(国内生产总值)增长目标。

时代财经注意到，早在2017年的时候，马骏就曾建议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不再设定和公布具体的GDP增长目标，将稳定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。而上海在2015年曾因为把经济工作重心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上，成为了全国首个取消GDP增长目标的城市。

但对于马骏近日再提这一建议，中泰证券首席分析师杨畅提出了反对意见。杨畅认为，政府工作从来都是目标导向的，只有设置工作目标，才能使得各部门、各地方鼓起干劲，加快复工复产，为后续大概率到来的全球贸易衰退、全球经济衰退做好准备，也为已经初现苗头的就业问题做好应对。

一直以来，GDP增速目标都被视为全年经济走势的风向标。但在疫情影响下，不设立经济增速目标会否走向常态?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?

就此问题，时代财经在3月31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、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。

不确定性导致增长目标难以实现

时代财经：对于今年不再设定GDP增长目标的建议，你有何看法?不再设立经济增长目标主要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?

张斌：我觉得今年要确定一个增长目标比较困难。虽然现在国内疫情的情况大有好转，但是接下来也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，现在很难判断疫情防控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设计一个(经济增长)目标本身不是目的，但设计这个目标就会牵扯到要有多大的投入，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，怎么做准备。

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面临多大的困难，这样的情况下要设定一个增长目标，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设定了也不太好实现。我认为，今年的重点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。

但从目前来看，我们都知道经济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。在复工复产过程中，企业普遍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，国外订单在大幅度下降，国内很多商户复工之后也没什么生意。

这些问题是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，也需要有一定的托底政策，防止经济的过快下行和就业机会的丧失。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，这方面政策力度相对来说应该是会比较大一点。

时代财经：如果说经济增长要往高质量的发展，不要拘泥在数字上，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或许也没有必要设定增长目标?

张斌：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不要增长目标，这样未必就一定合适。其实经济增长与就业，企业的收入、利润，以及大家的收入，是约等号的。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但具体的增长速度放在哪，是放在5还是6?这个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做判断。

今年难就难在不太好判断，因为内部、外部的不确定性太大。其他国家也在面临这个全球性的问题，今年世界经济的衰退几乎是很难避免，问题是衰退到什么样的地步。

时代财经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预测，一季度中国GDP增长速度大约为-5%到-10%。你对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有怎样的判断?

张斌：现在做各种预测的都有，我觉得可能不会差到-10%，但目前还不太好判断一季度的经济增速。如果是要达到去年6%增速的话，对于今年来说太高了。

不要增长目标并不是说就不需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。我们还是可以尽可能地去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速度，但没必要非要去追过去6%的目标。而且我们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是目标本身，最主要的是为了稳定大家的工作机会和收入。

对经济的冲击还没充分暴露

时代财经： 2020年其实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一年，将要完成全面小康的几个目标。这次疫情会不会影响这些目标的实现?

张斌：小康社会指的是一种生活状态，大家的生活相比过去更充裕一些，生活条件更好一些。人均收入差个几百美元其实关系没那么大。我觉得，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这些目标。

相反，我感觉这次疫情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改革的机遇。如果我们能抓住这次机遇做点事情，其实对(实现)小康社会是有帮助的。

比如说，这次危机出来了之后，许多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但是中国过去在纾困方面的措施其实是做得并不是特别多，经验也不是特别丰富。我们要建立小康社会，纾困政策就是我们需要‘补课’的一个地方。利用这个机会，如果能向国外学习一些好的经验，较原本有一个更大的进步，那这也是向小康社会迈进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。

再比如说利用这次机会，我们的都市圈建设能够往前走一步，能让更多的农民工进城，靠近大城市生活，这个也是小康社会。

在我看来，离小康社会最大的差距就是农民工没有办法在城市安定生活，而不是说GDP的数值差多少。所以说我们需要淡化一下这些数字和目标。

时代财经：你刚才提到的纾困政策，还有哪些需要补足的地方?

张斌：对于在疫情当中受损比较严重的群体，例如失业人群，还有一些本来就是低收入的群体，我们直接发钱的力度可以更大一点，失业保障可以做得更好一点。然后对于部分面临生存困难的企业，政府对他们的贷款利率以及税收、债务的延期都可以做一些短期的支持。

国外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，我觉得这正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在遇到疫情冲击的时候如何帮助这些弱势群体。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很不够。

时代财经：2月份的失业率是有所上升的。在你看来，接下来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应该放在保增长还是保就业?

张斌：这两者之间不矛盾。增长高了肯定就业好，增长差的话，就业也会差。如果非要说目标是什么，我觉得两者都可以。但问题是现在很难去设定一个具体的数值，把目标定得太高了可能难以实现。

所以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，尽可能地让经济增长不要再往下走，保持更多的就业机会，不要再继续恶化，这是我们需要做的。

时代财经：接下来就业的情况是不是仍会受到疫情很大的影响?

张斌：我担心接下来就业的压力会更大。因为前一段时间生产是停摆的，停摆了之后是不是能开得了工，现在还是个问号。

这并不是像刚开始大家想象的那么好，一个月、两个月过去了之后经济就恢复正常。因为现在已经是全球性的疫情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很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，如旅游等很多服务业，拖了几个月之后可能企业就死了，这样的话就业机会就彻底没了。

所以说，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，并不是说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从经济的角度去看，未必是这样，只能说有些恢复。接下来如果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的话，很可能会有大面积的企业承受不了。这样的话，劳动力市场的压力还是挺大的。

疫情加速经济下行

时代财经：疫情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?还有哪些政策手段可以用?

张斌：现在内部、外部的压力都很大。在内部，我们想要实现完全复工是有压力的，供给和需求方面都有压力。这就有一个恶性循环的风险，若需求低的话，与收入、服务就形成一个负向的叠加循环。外部的部分需求也在下降，因此外部的风险等于是雪上加霜。

目前中国的政策大概应该分成两类，第一类是纾困类政策，目的是帮助受损失比较严重的群体、低收入群体，包括受损失比较严重的企业，尤其是小微企业等，有一定的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在里面。还有一种就是托底政策，尽量保持更多的就业机会，让全社会收入增长有一个保障。

这两种政策我们都需要做，而且都需要加大力度。纾困方面就是给大家直接发钱，我觉得力度其实还可以再提高。

另外，保底政策方面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保证信贷的增长。因为信贷有增长，口袋里面才有钱，企业、居民、政府才有现金流，新增的现金流才能够带动经济活动转起来。如果说信贷垮掉了，各个部门的现金流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。

刺激信贷增长，现在得靠两个方面：货币政策方面可以通过降息，也可以对过去贷款的限制政策做一些调整;财政政策方面主要就是靠财政支出的扩张，包括政府在这个时候推动一些基建项目带动新的增长。

时代财经：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新基建的话题，也有很多人将它与过去的四万亿计划对比。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?

张斌：基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现在整个市场自身的运行比较弱，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力推它一把。对阻断经济下行的趋势起到很重要作用的就是基建，而房地产、基建这两部分的体量是比较大的，如果这两部分有一个有比较明显的变化，就会带动其他部门的现金流好转。

新基建里面的内容有很多，有些是政府来做，有些不见得是政府来做。但是我觉得光靠新基建还是不够的，传统基建也非常重要，而传统基建在这一轮的布局以及在项目的选择上，都需要做得更好一些。

基建要跟着需求走，跟着人流、跟着产业走，应该更多落实在一些都市圈的基建建设，这里面的空间也很大。都市圈的建设如果能够再往前推一步，其实也是为了让更多人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一个基础工作。

我觉得不要拿新基建跟过去的四万亿计划去做对比，不要纠结于“新基建”的概念。简单地说，就是你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。我们需要5G，所以我们就做5G的基建。这么多人愿意到大城市工作生活，我们就做都市圈的基建。核心的一点，就是看社会发展有没有需要。一定要要满足人的需求，否则的话这个基建就是浪费。

时代财经：原本2020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就挺大，这次疫情的到来会不会加速中国甚至全球的经济下行的速度?

张斌：疫情造成经济停摆，后续的次生影响肯定会让经济增长速度下行，让全球经济面临的压力更大。

而经济的恢复主要是看疫情的情况，但并不是说要做到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病例(才开始恢复)。我觉得关键是对于疫情的预期，因为人也在不断地适应，对病毒的了解也在不断的提高，适用手段也在发生变化。拉长时间来看，我觉得是会有一些恢复性的力量发生。